东村上车，西站下车

看到一则笑话：有条恶狼出来觅食，听见有一妇女在教训孩子说：再哭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狼！结果狼等了一夜说：他妈的！这老娘们说话不算数啊！
先笑一通。
这在儿童教育学上就是臭名昭著的“恐吓教育”。我想狼的声誉就是让这帮老娘们给败坏掉的。不只是狼，跟狼一样常常被拿出来吓唬小孩的还有鬼、流氓等等。流氓当然是作案有了前科，所以才被树为恶人的典型；狼当然是吃过人，所以才有了吓唬人的资本；唯一最逍遥的是鬼，这个“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鬼东西”，自己什么都不用做，专门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吓唬人，而且还吓倒了一大片。
孩子稍大些，用鬼、狼、流氓都吓唬不住的时候，很多父母就用拳头。民间说“拳头大是哥哥”，看来爸爸和黑社会老大一样，都是这样当的。黑老大为了树立权威，不惜杀鸡儆猴；爸爸们为了树立权威，不惜大打出手。政府领袖岂非也是如此？伟大领袖为了树立权威，还不惜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呢。
我记得以前就提到过，对于强力的恐惧是很容易培养的。因为恐惧，所以试图反抗；因为反抗不得，所以只好服从。靠着这个逻辑，老子可以快活做，大哥可以快活做，神仙皇帝也可以快活做。但是奴性不是人们天然的本能，控制欲却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奴役超出人们的忍耐程度，人们骨子里自己当老子的欲望就会无限膨胀，直至迎来旧权力的终结：不是曾经有孩子趁父母午睡用斧头将父母杀害吗？不是有孩子做饭的时候给父母投毒吗？不是有黑社会火并吗？不是有平民暴动吗？
概皆如此。

说到引咎辞职，突然间就想起两千年前流行的汉官传统。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富于跳跃性的思维（自夸一下），常常会由一件事突然想起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就像老舍在《离婚》里描述的老李那样，你抽冷子问我今天天气好，我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
当然今天要说的这两件事还是颇有关联的。
先说引咎辞职。时下新闻报道，常常会说“引进”官员问责制等等，甚至还有说引咎辞职“水土不服”的。按：“引进”当是指自己本来没有跟别人学来的；“水土不服”当是指外地的人或物初到新地，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我这个人素有考据癖，远的不说，就是民国年间，著名的五四运动也能造成北洋政府集体辞职。而封建社会高官引咎辞职更是毫不稀奇。所以说这个东西应当不是别人独有的，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把老祖宗的传统继承下来而已，到头来反成了“水土不服”，而且还要把原因归结为“封建流弊太深”，全都怪到祖宗的头上，只怕祖宗有灵，不能任由后辈的败家子这样扣屎盆子。
我读《资治通鉴》，自汉代以降，统治集团内部高层官员引咎辞职的自不待言，仅一个西汉，官员负罪自杀的就数不胜数（说数不胜数是因为我没数，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数数看，也不一定数不过来）。官员自杀，皇帝并不阻拦，待等到自杀已毕，然后丧礼如仪。而官员也往往十分自觉，一点小事都会选择自裁。当然也有不自觉的，孝文年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这几句近乎白话，我就不想翻译了。当时读到这一段，先是想笑，然而笑过之后，还要继以深思。所要深思的，乃是当时汉官自处的品格，和皇帝的“养臣下有节”。
这就牵涉到汉代官员和朝廷的一个廉耻观。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几年，梁太傅贾谊上书皇帝，有过一番长篇大论，就是那个著名的“可为痛哭者”云云，后来还为苏东坡所嘲笑过。贾谊说，“投鼠忌器”，贵臣和主上的关系，就如鼠和器一般，“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是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需要维持他们的廉耻心和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如果“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那么官员自会“以节行报其上”，一旦有过，不需要皇帝“执缚系引”、“捽抑而刑”，小过“闻命而自弛”，大罪“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化定俗成”矣。而我们看到的倒也恰是如此，终文帝之世，“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武帝朝自杀的官员尤其多，大概与孝武驭臣下尤为深刻有关。武帝之后，虽然有所松弛，但也基本继承了这个传统。汉世以后，官员动不动自杀的情形似乎少了一些，但是高官罢免、贬黜和官员自己谢罪请求辞职的，仍然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
夫自杀与受刑，等死耳。但是昭示的意义不同，彰显的官员品格不同。官员肯于自杀谢罪，显示的是一种高度的廉耻心。当然自杀是不人道的，但是有过而不自咎，是无廉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本来并不缺少传统，古人做得比今人还要好过千万倍，今人完全没资格打洋人的招牌，灭祖宗的威风，长自己的面子。 

〖网友的部分评论〗局外人1
看到这片文章我就想到了中国式的管理和日本式的管理.有时候我也想是不是日本人才真正继承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呵呵,说不清.说明不是汉奸,只是有感而发.
2005/8/30 9:03行者无疆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种体制决定了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所以当今中国真的很需要"问责制",所有身居高位的政府官都应该知道有权就必有责.而问责制能否正确建立取决于是否有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也就是如何让民众全面准确地知道政府权利运用情况.倘若问责只发生在政府官之间,也就是说让贪官去监督问责贪官,结果可想而知.
民主政治之路,我们才刚起步.
2005/8/30 15:46我
局外人过虑了。其实我以前也常常想到这个方面去。自杀也好，辞职也好，体现的是一种廉耻心、责任心，是一种集体的荣誉感。今天刚好看到一则新闻，提到日本企业的“忠诚神话”，举了一个例子是：“1979年2月，日商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与我在文里提到的事例可相为佐证。不同的是我们的事件发生在两千年前，而日人的事件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所以你说日本人继承我们的传统，也不为过。当然这种漠视生命的行为，无论是漠视别人的生命还是漠视自己的生命，在今天都不会再提倡。但是不必自杀，并不意味着不必辞职。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了而已。
行者无疆所说的“透明的监督机制”的确是必要的。权力贵在制衡，这是必然法则。
2005/8/30 22:19局外人1
我以前看过曾仕强的文章,他的理解很有意思,他说东方人都爱面子,只是程度不同,日本人爱面子爱到死的程度,中国人爱面子爱到刚好不到死的程度.形式表现的激烈程度大有不同,这和制度的选择关系好像不深,但我认为和文化渊源关系更密切.
2005/9/2 7:46狼的夜宴1
用当朝比汉朝，我觉得有三点进步：官服换成了西服；私妓变成了公妓；民族工业渐变为洋奴经济。
2005/9/9 10:41狼的夜宴1
说到汉文化我想说两句。汉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羞耻文化，一种是无耻文化。两种文化融合发展，如果非要划界，那就以明朝为界吧。明以后后者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发展，比如在理论上竟然发展到落后的中国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了，看得老美大跌眼镜。至于羞耻文化，那是汉文化的精髓，将来会发扬光大的。
2005/9/9 11:03

整个“超女”的火爆程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它不光吸引了普罗大众的目光，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把“超女”火爆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我想如果“超女”举办不成功的话，他们一样会分析出一大串不成功的原因。他们本来是以此为生的。

当然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想说的是，“网络民主”再一次展示了它的威力。当评委柯以敏承受不住网络民意巨大的压力而选择了退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引咎辞职”那个词语。这个事件似乎是告诉我们，任何可能影响他人命运的言论或决定，都必须通过民意的考验。当民意对自己呈现出不信任的时候，柯以敏选择“引咎辞职”，正是其人聪明之处。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事件本身。

以前，当电视观众面对各色电视节目中评委的不公正时，只能扼腕长叹，愤恨形于言表却又毫无办法。而“超女”改变了这种方式，第一次让如此广阔范围内的观众都成了“主角”，他们拉票、投票，他们的举动决定台上人的前途。如果做一个不合适的比喻，我觉得这就像是政界领导者的产生方式。以前的电视节目，“领导者”是“内部圈定”，或者说至少有内部圈定的嫌疑；而在“超女”这里，“领导者”由大家投票决定。评委的权力不但受到限制，而且他们的言论的公正性也受到了广泛的衡量。

我相信经过这个节目的洗礼，今后其他的类似节目即便不去发动观众的参与，想耍心眼儿的评委至少不会明目张胆，视公正民意如无物。在这一点上，娱乐为政治做了示范。

当然，“超女”只是一个娱乐事件。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对这个事件赋予太多的“意义”。但是当“海选”、“票决制”和“引咎辞职”在与政治完全无关的领域被推广开来的时候，我想，它还是应当有资格成为一个鲜亮的符号。

行者无疆
李大钊在其"庶民的胜利"中就一战胜利说过: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在此同样适用.
政治的,如你所言,尽管不明显,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社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民主思想,普选制度深入庶民的心.让所有人知道,我有决定一些人,改变一些事的权利.
2005/8/29 15:54

西南45℃
的确如此。所以我谓西部开发也是贵在开启民智。要让民众知道贫穷并不是上帝安排的原罪，他们的命运既不系于天，也不应当系于他人之手。
2005/8/29 19:19

局外人1
我个人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让所有的人有说话的权利,道理很浅显.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缺乏这种民主精神.
2005/9/2 7:54

咖啡猫的家
基本上同意，但是观众也不见得喜欢夏青，其程度也不低于柯以敏。那为什么夏青就不引咎辞职呢？不是她不够聪明，而是这里面牵涉到天娱公司的利益。怎么样，有她超女还是一样的火暴。网民再怎么骂她，牵涉到了公司的利益，想民主也民主不了。
2005/9/2 20:40

西南45℃
不错。正像我在文里所说的那样，超女其实只是一个娱乐事件，说到底还是一个企业行为。我们不能寄希望让它来提供民主政治的标本。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它并不是孤立的。广受注目的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遭到公众质疑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与这个事件似乎可相发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更多积极的因素。
2005/9/3 22:44

上一次在关于民族音乐那篇小文里，提到西方的印象派作画，今天贴一张名作，是“抒情抽象派”代表康丁斯基（W.Kandinsky）的《构成第七号习作》（Composition VII，1913）。

虽然把它贴出来，我自觉既无吹捧它的义务，也没有评判它的能力和兴趣。或许兴趣是伴随能力而来的，因为没有能力，所以缺乏兴趣，这样说也算坦率。却突然想起《围城》里面那位圆脸肥短身材，未可貌相的曹元朗，和他那本荣宝斋精制蓑衣裱的红木夹法帖。

曹先生写了诗，拿去给自己的情人苏小姐献殷勤，恰遇到方鸿渐和唐小姐。鸿渐首先拜读曹先生的作品，看到曹先生那样斑驳陆离的大作，居然一句都看不懂。轮到苏小姐看了，苏小姐似乎是比较懂诗的，看完了夸赞一通。惹得鸿渐怀疑苏小姐究竟是大笨蛋还是撒谎精。——不过评论家往往要二者兼而有之，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好，这也是事实。

唐小姐老实交待说看不懂，曹元朗于是评判自己的诗道：

“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唐小姐，你领略到这个拉杂错综的印象，是不是？”

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 

你看看曹大诗人这一番话，若给画家本人听到了，完全套过来，只须把“诗”改作“画”，其他一个字都不用改的。若以我的愚见，曹先生对诗的高见，在西人绘画里倒颇似遇见了同乡——曹元朗本来是不愁找不到世兄的。

一、税费改革。在目前的情况下，下层人民还不可能对政府构成有效约束，而由于尾大难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约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认为关键点不在于征税的税种如何变化，而在于如何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即便各项杂税全部归入农业税一次征收，仍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不再乱收费。只要缺钱花，地方政府仍有动力进行以下两种操作：①夸大农民应税收入的计算结果，②再次把收费摊派到农民身上。前者是隐蔽的，后者是公开的。

二、基层民主和人口自由流动。事实上，只有当农民对地方事务拥有真正的表决权的时候，减轻农民负担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基层民主至少应当推行到乡一级，而且应当保证乡镇和村一级政权拥有相当的独立性，也就是只对选民负责，其任免由选民投票决定，而其升迁则不决定于省和县，而是由另外的一套独立的机制决定。但这样做的缺点是，势必会在县乡两级之间造成断层。县一级对上负责，不能容忍乡一级只对选民负责。乡一级政府的为难境地，表明仅仅有基层民主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保证农民对地方事务的表决权是真正至高无上的。

人口的自由流动，同样无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用脚投票有效的前提是，选票必须是稀缺的。而在我国，人口总体上处于过剩状态，尤其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根本不存在人口过度流失的问题，约束二字，无从谈起。

三、城乡体制、户籍问题。在西方的原始积累时期，政府用强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撵入工厂。在我们，则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农村人口的过于庞大，使得农民无需驱赶，其自身就有一种从土地上脱离出去的动力，相反却是户籍制度和城乡歧视拘束了他们。从长远的意义上讲，城乡体制和户籍制度必须废除，否则对农民的歧视不可能终止，真正的国民平等不可能到来。

四、地方财政和义务教育。眼下的问题，一在于地方政府，一在于农村居民。地方政府方面，扰民行为不断，究其根源，一在于财政本身的贫困化，一在于由下对上负责引发而出的追求面子工程、虚假政绩的动力。农民方面，亦有两点，一是收入的停滞，一是剩余人口的去向。地方政府追求虚假政绩的动力，和体制有关；地方财政的贫困化，和税制、体制关系的理顺都有关系，义务教育是其中一点。义务教育资金的划拨，已经收归县一级财政，但不能保证县级财政不把负担转嫁给乡镇财政，这一点，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也要求财政本身的透明化。

义务教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受宪法保障的，每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我们讲农村问题，其实义务教育便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只有让农村的孩子享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才能够创造一个起点的公平，在将来的竞争中，农村的孩子才不至于处于弱势，农民才不至于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